出行注意！中联航行李开始固定计费

也就是说，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要采取对法律负责、对真实性负责的态度，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

《决定》要求，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这有利于防止利用职权干预司法，保障和支持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积极实践，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实践中，一些个人、法人、组织违法或者侵权行为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有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确定，导致无法提起诉讼。（三）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盲动冒进。

《决定》还明确要求，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我国刑罚执行权由多个机关分别行使。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这些讲话的精神实质，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 法治 。接着，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分别提出不同的修正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尖锐地说，过去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样的现象再不能存在了。各级领导者手中的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权与法相比，权不能大于法，而要服从于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回顾新中国制定法律的历史，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大法。

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要加以纠正。对于党的《章程》和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这些规则，毛泽东在1938年时首先把它称之为党内法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赋予法的概念。4．遵守关系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改革开放以来，是国家立法最多的时期，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由此可见，党和法治的关系，首先是领导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产生离不开党的领导，必须肯定党对宪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领导作用。没有党的领导，不可能有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党始终肩负着领导法律制定和实行法治的重任。

正因为这样，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也包含着要把党规党法建设好。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经验，又对宪法作出了全面修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已经明确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3．包容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斗争实践中，适应着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制定了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诸多的条例、办法、规定、纪律等，构成了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了中国沿着法治轨道前进的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已被纳入法治体系之内，成为五大体系之一。

他们认为，讲党的领导就不能讲法治，讲了法治就会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党的路线的作用和政权的作用，否定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作用等等，总之，法治这样的概念有片面性，容易导致法律万能论，贬低和抹杀了党的领导。他还指出，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当时的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了。我们要实现在建党100年周时，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转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2013年5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年8月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集中清理、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文件。

他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多次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完成的。1．领导关系 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1978年，邓小平首次论述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内在关系，他说：国家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乃至其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治理者意志和力量的体现。

这就形成了遵守关系 党员和干部要不要守法？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批评了当时在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着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错误思想。宪法是这样，其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也是如此。一定要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2013年11月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肯定党对法律制定和法治的领导作用，就是强调党所承担的神圣职责。

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更明确地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关系的认识和调整，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领导和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性的。